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坐在毛泽东对面，脸上写满困惑。

一个外国人，隔着南海，却比谁都关心台湾的未来。他替很多人问出了那个核心问题：蒋介石凭什么觉得能守住那个岛？

毛泽东的回答，简单到近乎傲慢。

他说，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无非两条路。第一条，回来，我们一起搞建设。第二条，死心塌地跟着美国人，当个附庸。

没有第三条路。

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是胜利者的绝对自信，也是对一个老对手命运的终极裁决。但几十年后回头看，这恰恰是整个棋局最大的误判。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掌控棋子，殊不知，棋盘本身在不断变形。

毛泽东的自信，源于1949年的战场。当时粟裕的几十万大军陈兵福建，军营一夜之间铺满海岸线，只等一声令下。在大陆上所向披靡的解放军，觉得跨过那道一百多公里的海峡，不过是另一场淮海战役。

但他们错了。陆军的逻辑，在海上完全是另一回事。风浪、补给、陌生的登陆作战，每一样都是硬骨头。粟裕提交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听得直皱眉，他敏锐地意识到，“打过去”这三个字，背后是巨大的风险和未知。

还没等他下定决心，一个更大的变量从天而降。

1950年，朝鲜半岛一声炮响，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权力格局。杜鲁门一声令下，美国第七舰队直接开进了台湾海峡。这支舰队像一堵巨大的水泥墙，物理上隔绝了所有军事选项。

战与和的主动权，第一次从中国人自己手里，转移到了外部势力手中。

毛泽东被迫做出选择，主力北上，抗美援朝。台湾问题，从一个“急症”，暂时降级成了一个“慢性病”。

这一等，就是三年。

朝鲜战争打完，回头再看，台湾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同。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站稳了脚跟。岛内清除了所有不稳定因素，甚至开始在国际上兜售“美国托管台湾”的说法。

军事选项被堵死，毛泽东和周恩来必须换个打法。外交，成了新的主战场。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姿态放得极软，反复强调“和平谈判”。这套组合拳打出去，效果很微妙。它不仅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北京的诚意，也精准地敲打在蒋介石最脆弱的神经上。

蒋介石这个人，一生都在精算。他既要依赖美国，又极度恐惧被美国彻底控制，沦为弃子。北京递过来的橄榄枝，对他而言，既是诱惑，也是毒药。

那段时间，关于国共密使往来的传闻甚嚣尘上。据说蒋介石在内部会议上，态度反复无常，前一天还在痛骂，后一天又陷入长久的沉默。他内心的天平，在“回归”与“依附”之间疯狂摇摆。

这正是毛泽东乐于见到的局面。他判断，蒋介石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绝没有“独立”的胆量。只要美国不把他逼到绝路，他最终还是会面对那两条路的选择。

为了加大这种心理攻势，北京甚至做出了惊人的承诺：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和制度，一切好商量。毛泽东甚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祖宅，要好好保护。

这种温情喊话，穿越海峡，与其说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不如说是说给整个国民党高层听的。它在瓦解对方的心理防线：回来，什么都有；不回，你就是孤家寡人。

苏加诺来访的1956年，正是这场心理战和外交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毛泽东才会如此笃定，因为在他看来，棋盘上的主角只有他和蒋介石，美国只是一个外部变量。只要拿捏住蒋介石的心思，一切尽在掌握。

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变量：时间。

这场棋，下得太久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沉默了许久。他知道，那个与自己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走了，也带走了那两条路里“回归”的最后一丝可能。

蒋介石的死，像一个扳道工，强行把台湾的历史列车，扳向了另一条轨道。

他活着，是岛内“统一”力量的最后一块压舱石。他死了，这块石头被抽走，整个岛的平衡瞬间被打破。过去被他强力压制的“台独”势力，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而美国，这位最高明的棋手，立刻看到了机会。

过去，美国扶持蒋介石，是为了“反攻大陆”的战略需要。现在，蒋介石死了，这个战略破产了。于是，美国迅速调整策略，开始暗中扶持那些“台独”组织。资金、舆论、政治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

美国人发现，一个分裂、动荡、需要不断向美国乞求保护的台湾，远比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亲手为台湾打开了毛泽东当年断言“不存在”的第三条路——不回归，也不仅仅是依附，而是在“独立”的幻梦中，成为美国永久的战略棋子。

毛泽东晚年，或许已经看到了这个结局。蒋介石的离去，意味着国共之间的恩怨史告一段落，而中美之间围绕台湾的角力，才刚刚开始。

他当年对苏加诺划下的那两条路，是基于一个前提：棋盘上的玩家，都还认同“一个中国”的规则。当新玩家带着新规则入场，整盘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