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湘军志》《曾国藩家书》《能静居日记》及相关历史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同治三年七月十九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墙在炸药的轰鸣中坍塌。

曾国荃站在雨花台上,望着城中升腾的火光和烟尘,这位被称作"曾铁桶"的湘军悍将,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攻克安庆,到如今攻破天京,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纵横江南,所向披靡。

此刻他麾下有五万湘军精锐,占据着南京这座东南重镇,加上朝廷封赏的太子少保、一等威毅伯爵位,可以说是位极人臣,风光无限。

湘军此时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人,遍布两江、两湖、两广等地。

曾氏兄弟掌握着东南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威望之隆,一时无两。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

左宗棠在闽浙、李鸿章在江南,都是湘军系统的重要人物。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这支曾经威震天下的湘军主力突然崩塌,曾国荃从权力巅峰跌落谷底。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在短短两月间失去了一切。

【一】攻破天京的辉煌时刻

同治三年六月,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湘军围困得水泄不通。

这场围城战已经打了整整两年。

从同治元年(1862年5月)开始,曾国荃率领吉字营进占雨花台,切断了天京与外界的联系。

太平天国的援军一次次试图突破包围,都被曾国荃的湘军击退。

城内的情况越来越糟。

粮食早已断绝,守军和百姓靠野菜树皮充饥。

同治三年六月初,洪秀全在绝望中服毒自尽,留下的残军还在负隅顽抗。

李秀成等将领知道大势已去,却仍然不肯投降。

曾国荃采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战法。

他让士兵在地下挖掘坑道,一直通到天京城墙的根基下面,然后在那里埋设了三万斤火药。

这个工程极其危险,有好几次差点被太平军发现,好在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

七月十九日凌晨,一切准备就绪。

黎明时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天京太平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二十余丈的缺口。

烟尘冲天而起,碎石横飞。

曾国荃亲自站在雨花台上指挥,湘军分为四路,从缺口蜂拥而入。

太平军的抵抗很快就被瓦解了。

经过两年的围困,守军早已精疲力尽。

湘军势如破竹,不到半天时间就占领了全城。

李秀成在混乱中突围而出,但很快就被俘获。

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试图逃走,也在不久后被抓住。

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就此覆灭。

这一战让曾国荃的名声达到了顶点。

朝廷立刻下旨嘉奖,加封他为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赐双眼花翎。

这是清朝文武官员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

曾国藩也因为弟弟的战功,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

兄弟二人的荣耀,震动朝野。

【二】湘军系统的庞大势力

要理解曾国荃当时的地位,就得先了解湘军这个系统有多么庞大。

咸丰三年(1853年1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开始组建湘军。

最初只有一万七千人,分为水师和陆师两部分。

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同治三年攻下天京的时候,湘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三十万人。

这三十多万人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了好几个系统。

曾国藩直接掌控的嫡系部队有十二万人,其中曾国荃的吉字营是最精锐的一支,有五万多人。

这支部队从咸丰六年(1856年)组建以来,跟随曾国荃南征北战,攻下了吉安、安庆、天京等重镇,战功赫赫。

左宗棠的楚军有六万多人,虽然名义上也属于湘军系统,但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比较复杂,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僚,但也有不少矛盾。

李鸿章的淮军有五万多人,是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淮军的组建也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

可淮军的兵源主要来自安徽,和湘军的湖南兵源不同,形成了另一个系统。

鲍超的霆军有两万多人,以作战勇猛著称。

鲍超这个人性格暴烈,打仗不要命,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

他的部队军纪比较差,但战斗力极强。

彭玉麟和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师有三万多人,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水上交通。

这支水师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和战船,是湘军的重要支柱。

除了这些主力部队,各地还有很多依附于湘军系统的地方武装。

这些部队的数量加起来也有好几万人。

整个湘军系统的势力范围,北至直隶,南到两广,东临江浙,西达四川陕西,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尤其是两江、两湖、两广这六个省份,更是湘军的核心地盘。

在这些地方,湘军将领担任督抚、提镇等要职,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

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军系统的人: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刘长佑。

全国十五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军系统。

这种势力格局,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三】曾国荃的个人威望

在湘军系统中,曾国荃的地位非常特殊。

他虽然官职不如哥哥曾国藩,也不如左宗棠,但他在军中的威望却极高。

湘军将士都知道,攻下安庆的是曾国荃,攻破天京的也是曾国荃。

这两场最关键的战役,都是他亲自指挥打赢的。

湘军内部称他为"九帅",因为他在曾家兄弟中排行老九。

这个称呼既亲切又尊敬,显示了他在军中的特殊地位。

曾国荃善于围城,人称"曾铁桶"。

他攻打城池的办法很独特,不是强攻硬打,而是用挖壕沟、筑土垒的方式,一层层把城池围住,让守军既出不来也进不去补给,最后不战而降或者找准时机一举攻破。

这种战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严密的组织。

攻打安庆的时候,曾国荃围城一年多,挖的壕沟有好几十里长。

太平军的援军一次次来救,都被他挡在外面。

最后城里粮尽援绝,曾国荃才发动总攻,一举拿下。

攻打天京也是如此。

从同治元年五月进驻雨花台,到同治三年七月攻破城池,整整两年零两个月。

这期间太平军组织了几十次大规模的突围和反攻,每一次都被曾国荃挡回去。

这种坚韧不拔的作风,让曾国荃在湘军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将士们都相信,只要跟着九帅打仗,就一定能打胜仗。

曾国荃对部下也很大方。

攻下城池之后,他允许将士们搜刮战利品,作为对他们多年艰苦作战的补偿。

攻下安庆之后,湘军搜刮了大量财物。

攻下天京之后,搜刮的财物更是难以计数。

这种做法虽然有损军纪,但确实让将士们得到了实惠。

很多湘军士兵作战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立功发财,衣锦还乡。

曾国荃满足了他们的这个愿望,自然也就赢得了他们的忠心。

曾国荃的女儿曾纪芬后来回忆说,她这个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就是说曾国荃每打下一座城,就回老家一趟,用搜刮来的财物购置田产,修建房屋。

到同治三年攻下天京的时候,曾国荃已经是湖南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了。

他在湘乡老家修建了好几处豪宅,都是仿照安徽的徽派建筑风格建造的。

这些豪宅占地广阔,雕梁画栋,极尽奢华。

在江南一带,曾国荃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

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曾老饕",意思是说他贪婪无度,搜刮成性。

这个外号虽然不太好听,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权势和财富。

曾国荃手下的将领,都是他多年培养起来的心腹。

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只听他的命令,甚至连曾国藩的话都不太放在眼里。

有些将领公开说:"我们只知有九帅,不知有中堂。"

这种状况让曾国藩既欣慰又担心。

欣慰的是弟弟确实有能力,能够带兵打仗,能够服众。

担心的是弟弟的势力太大,容易引起朝廷的猜忌。

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劝诫曾国荃要低调行事,不要太张扬。

可曾国荃正当年富力强,又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哪里听得进去这些劝告。

【四】朝廷的暗流涌动

天京城破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欢腾。

同治帝虽然只有七岁,但也明白这是件大喜事。

两宫太后慈安和慈禧连发谕旨,嘉奖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及湘军诸将。

朝廷在紫禁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文武百官都来祝贺。

表面上看,朝廷对曾氏兄弟是信任和倚重的。

可实际上,暗流早已涌动。

慈禧太后是个极有心计的女人。

她虽然感谢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但也清楚地知道,湘军的势力已经大到了威胁朝廷的地步。

这支军队不听朝廷的直接调遣,只听曾国藩的命令。

将领都是湖南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

更让慈禧不安的是,湘军的将领中已经有人在议论更大的野心。

同治三年七月,就在天京城破后不久,湘军的一些高级将领秘密聚会。

据说参加聚会的有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三十多人。

他们在酒桌上议论起天下大势,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件事虽然没有确凿的记载,但在当时的京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朝廷的密探也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顿时变了。

她立刻召集恭亲王奕䜣和几位军机大臣商议对策。

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首先,要稳住曾国藩和曾国荃,不能让他们起疑心。

朝廷继续发放赏赐,给予封号,表面上还是信任有加。

其次,要暗中布局,削弱湘军的势力。

这个工作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露出痕迹。

第三,要在湘军内部制造分化,让他们内部产生矛盾,无法团结一致。

慈禧太后是玩弄权术的高手。

她知道,要对付湘军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不能硬碰硬,只能智取。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博弈开始了。

同治三年七月下旬,天京城破还不到十天,朝廷的第一招就来了。

河南巡抚张之万突然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朝廷裁撤冗兵,节省军饷。

奏折中特别提到,太平天国已经覆灭,大局已定,各地军队应该精简整编,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这道奏折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矛头直指湘军。

张之万是个聪明人,他不会无缘无故上这样一道奏折,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曾国藩看到这道奏折的抄件,心里立刻明白了朝廷的意图。

他知道,裁军的风暴就要来了。

与此同时,朝中的言官也开始上奏,弹劾湘军在天京城破后大肆搜刮的行为。

奏折中说,湘军"贪掠夺,颇乱伍",在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还有人特别提到了曾国荃手下将领萧孚泗用几十辆马车运送财物的事情。

这些奏折一道接一道地递上来,把曾国荃描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奸臣。

朝廷表面上压着不发,实际上是在积累证据,等待时机。

曾国藩坐在两江总督衙门里,看着一封封从京城传来的密报,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他明白,朝廷这是要对湘军下手了。

可他不明白的是,朝廷会用什么手段,又会达到什么程度。

曾国荃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他每天忙着处理天京城内的善后事宜,接见各路前来祝贺的官员,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

同治三年八月初,曾国藩接到了朝廷的一道密谕。

这道密谕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

朝廷要求他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所部的五万精兵,要在两个月之内全部裁撤完毕。

曾国藩拿着这道密谕,手都在发抖。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朝廷要彻底削弱湘军的势力,要剥夺曾家兄弟的兵权。

更让他心惊的是,密谕中还提到了另一件事。

朝廷已经掌握了湘军将领在天京搜刮财物的证据,特别是萧孚泗运送财物被沈葆桢截获的事情。

朝廷暗示,如果曾氏兄弟不配合裁军,这些证据就会公开,到时候不仅是丢官罢职,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忧。

曾国藩连夜赶到南京,找到曾国荃。

两人在书房里谈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

曾国荃起初还想抗争,说手握重兵,朝廷能奈他何。

曾国藩脸色铁青,说这样做会把整个曾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亮的时候,曾国荃终于松口了,说听大哥的安排。

可他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甘和愤恨。

同治三年八月中旬,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即将发生。

曾国荃手握的五万精兵,遍布各地的湘军势力,还有那个庞大的军事帝国,即将在短短两个月内烟消云散……

【五】裁军风暴的骤然来临

同治三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藩以曾国荃的名义上了一道奏折。

奏折中说,太平天国已经覆灭,天下太平,湘军将士作战多年,思乡心切。

曾国荃请求朝廷允许裁撤部分军队,让将士们回乡务农,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这道奏折上去,朝廷立刻批准,而且批示的速度之快,让人吃惊。

第二天,朝廷的谕旨就下来了,不仅批准了曾国荃的请求,还要求他加快裁军的进度,务必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谕旨中还特别提到,裁撤的军队不仅包括曾国荃的吉字营,还包括其他各路湘军。

左宗棠的楚军要从六万人裁到两万人,其他各部也要按比例裁减。

只保留湘军水师、鲍超的霆军和刘松山的老湘营,总共不超过三万人。

这道谕旨就像一道霹雳,震惊了整个湘军系统。

曾国荃接到谕旨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虽然知道要裁军,但没想到朝廷会如此急迫,如此彻底。

两个月之内裁撤五万精兵,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朝廷的态度很明确,不容商量。

军机处连续发来催促的文书,要求曾国荃立即执行,不得拖延。

曾国荃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日,裁军正式开始。

曾国荃召集麾下的将领开会,宣布了朝廷的决定。

会场上一片哗然,很多将领都不理解,为什么刚刚打了胜仗,就要裁军?

为什么要把立了大功的精兵遣散回乡?

有些将领甚至公开表示反对,说这是朝廷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还有人提出,可以抗命不从,手里有五万精兵,朝廷能奈我们何?

曾国荃听着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

他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何尝不愤恨朝廷的做法。

可他更知道,如果真的抗命,等待曾家的将是灭顶之灾。

他压下心中的怒火,沉声说:"朝廷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这些年大家跟着我出生入死,我不能让你们白白送命。裁军是迟早的事,现在裁总比以后被强制裁要好。"

将领们看着曾国荃坚定的眼神,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裁军的过程比想象中更加残酷。

首先要解决的是军饷问题。

这五万精兵跟随曾国荃多年,不能让他们空手回家。

按照规定,每个士兵都要发放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

朝廷只愿意出一小部分,大头要曾国荃自己想办法。

曾国荃只能动用自己在天京搜刮来的财物,变卖家产,才勉强凑够了这笔钱。

其次是将领的安置问题。

这些将领跟随曾国荃多年,都是他的心腹。

现在要遣散他们,总得给个出路。

曾国荃只能求助于曾国藩,请哥哥帮忙安排这些将领到各地任职。

可朝廷显然不想让这些将领继续掌握兵权。

有些人被安排到了偏远的地方任职,有些人被明升暗降,还有些人干脆就没有得到任何职位,只能回乡养老。

最难处理的是士兵们的情绪问题。

这五万士兵都是湘乡一带招募来的,很多人从十几岁就参军,在军中度过了大半辈子。

他们把军队当成了家,把战友当成了兄弟。

现在突然要解散,很多人接受不了。

有些士兵跪在曾国荃面前,哭着求他不要遣散自己。

有些士兵则在军营里闹事,砸东西,发泄不满。

还有些士兵干脆逃走,不肯接受遣散。

曾国荃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去做工作,劝说士兵们接受现实。

他承诺,等将来有机会,一定会重新召集大家。

可这些承诺听起来是那么苍白无力。

同治三年九月,南京城内到处都是准备离开的湘军士兵。

他们三五成群,背着行囊,拿着遣散费,依依不舍地告别战友,踏上了回乡的路。

长江上挤满了运送士兵回湖南的船只。

这些船只载着曾经威震天下的湘军将士,顺江而上,驶向他们阔别多年的家乡。

短短一个半月时间,五万精兵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曾国荃站在雨花台上,望着江面上密密麻麻的船只,眼中涌出了泪水。

他知道,自己辛苦经营多年的吉字营,就这样没有了。

那个曾经让太平军闻风丧胆的"曾铁桶",已经成了过去。

【六】湘军系统的全面崩塌

曾国荃的吉字营被裁撤,只是整个湘军系统崩塌的开始。

朝廷的目标不仅是曾国荃的五万精兵,而是整个湘军系统。

既然要削弱湘军的势力,就要做得彻底,不能留下隐患。

同治三年九月,左宗棠的楚军接到了裁军的命令。

左宗棠虽然和曾国藩有矛盾,但在这件事上,他的遭遇和曾国荃一样。

左宗棠的楚军有六万多人,朝廷要求裁减到两万人。

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部队要解散,只留下三分之一。

左宗棠比曾国荃更加愤怒。

他觉得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要被削减兵权。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朝廷此举,实为过河拆桥,令人寒心。"

可愤怒归愤怒,左宗棠也明白反抗没有用。

他只能照办,将四万楚军遣散回乡,只留下两万人。

其他各路湘军也陆续接到了裁军的命令。

刘坤一的新宁楚军,从三万人裁到一万人。

王錱的老湘营,从两万人裁到八千人。

各地的地方武装,也被要求大幅裁减。

整个裁军过程持续了三个多月。

到同治三年十一月,湘军的总兵力从巅峰时期的三十多万人,锐减到不足十万人。

这个裁减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更要命的是,朝廷在裁军的同时,还对湘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

首先,将留下来的湘军部队分散部署,不再集中在曾国藩的指挥之下。

鲍超的霆军被派往河南,协助镇压捻军。

刘松山的老湘营被派往陕西,准备对付西北的回民起义。

彭玉麟的湘军水师被改编为长江水师,直接归朝廷管辖。

其次,朝廷大量提拔非湘军系统的将领,稀释湘军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一些满族将领和其他省份的将领,被任命为督抚,取代了原来的湘军将领。

第三,朝廷开始扶植李鸿章的淮军,让淮军成为新的主力部队。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淮军的兵源来自安徽,和湘军没有直接关系。

朝廷认为,用淮军来制衡湘军,是个好办法。

这一系列措施下来,湘军系统彻底崩塌了。

曾国藩虽然还是两江总督,但手里已经没有多少兵权。

左宗棠虽然还是闽浙总督,但实力大不如前。

其他湘军将领,也都失去了昔日的风光。

曾国荃的情况更加凄惨。

他虽然被任命为浙江巡抚,但这只是个虚职。

手里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实际权力。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朝廷还派了一个满族官员担任浙江提督,负责掌管浙江的军队。

这个提督根本不听曾国荃的指挥,事事直接向朝廷汇报。

曾国荃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巡抚。

他每天在衙门里处理一些例行公事,却感到无比的空虚和失落。

同治三年十二月,曾国荃以"疾病"为由,向朝廷请求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

朝廷很快就批准了,而且批准得异常爽快,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天。

曾国荃收拾行李,离开了杭州,回到了湖南老家。

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至少暂时是结束了。

从同治三年七月攻破天京,到同治三年十二月辞职回乡,前后不过五个月时间。

曾国荃从权力巅峰跌落谷底,从手握五万精兵的封疆大吏,变成了无权无势的闲散人员。

这个转变之快,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七】背后的深层原因

曾国荃的势力为何会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军覆没?

表面上看,是因为朝廷的裁军命令。

可深层次的原因,远比这复杂得多。

首先,是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将领的根深蒂固的猜忌。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他们对汉族将领历来不放心。

虽然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清朝不得不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信任湘军。

在满族统治者看来,湘军是一支私人军队,不是国家军队。

这支军队只听曾国藩的命令,不接受朝廷的直接调遣。

更要命的是,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湖南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

历史上,手握重兵的汉族将领最终威胁满族政权的例子不少。

清朝初年的三藩之乱,就是因为吴三桂等汉族藩王势力过大,最终起兵叛乱。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都是聪明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历史教训。

所以,太平天国一覆灭,湘军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朝廷必须尽快削弱湘军的势力,以防后患。

其次,是湘军内部的腐化问题。

湘军刚组建的时候,确实是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部队。

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军规,强调忠义仁爱,要求将士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保家卫国为己任。

可打了十几年仗,湘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将领们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变得贪婪腐化。

士兵们也从最初的保家卫国,变成了为钱财而战。

攻下一座城池,首先想的不是如何安抚百姓,而是如何搜刮财物。

攻下安庆的时候,湘军在城中大肆劫掠,连彭玉麟这样的湘军老将都看不下去,两次致信曾国藩,要求严惩曾国荃。

可曾国藩考虑到兄弟情分,最终还是没有采取行动。

攻下天京之后,湘军的劫掠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湘军在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湘军的名声,也给了朝廷裁军的口实。

第三,是湘军系统内部的矛盾。

湘军虽然表面上团结一致,但内部矛盾重重。

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矛盾由来已久,两人在战略战术、用人理念等方面都有不少分歧。

曾国荃和彭玉麟的矛盾也很深。

彭玉麟多次批评曾国荃军纪败坏,曾国荃则认为彭玉麟假正经,站着说话不腰疼。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但他组建淮军之后,就有了独立的打算。

他和曾国荃的关系也不太好,两人经常在军务上发生争执。

这些内部矛盾,给了朝廷分化瓦解的机会。

朝廷在裁军的时候,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让湘军将领无法团结一致地应对。

第四,是曾国荃个人的性格缺陷。

曾国荃是个能打仗的将领,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他的政治智慧远不及他的哥哥曾国藩。

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所以他处处小心谨慎,事事向朝廷请示汇报,生怕引起朝廷的猜忌。

他在攻下天京之后,立刻就开始谋划裁军,主动交出兵权,以示对朝廷的忠诚。

可曾国荃不同。

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应该得到更多的奖赏和权力。

他不懂得急流勇退,不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

在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心腹。

他甚至公开表示,自己只听从哥哥的命令,不听从其他人的指挥。

这种态度,自然会引起朝廷的警惕和不满。

等到朝廷下达裁军命令的时候,曾国荃才如梦初醒,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第五,是时代大势的变化。

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清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朝廷不再需要那么多军队,也不再需要像湘军这样的地方武装。

朝廷要做的,是恢复国家的财政,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养活三十多万湘军,每年需要几千万两白银。

这笔开支对于战后的清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从经济角度考虑,裁军是必然的选择。

问题只在于裁多少,怎么裁,以及裁军之后如何安置这些将士。

朝廷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大规模快速裁军,给一笔遣散费让士兵们回乡务农。

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

这些被裁撤的湘军士兵回到家乡之后,很多人无所事事,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有些人加入了帮会组织,有些人甚至重新拿起武器,成了土匪。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哥老会的兴起。

哥老会最初就是由被裁撤的湘军士兵组成的,他们在江湖上行侠仗义,但也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

可这些后续问题,朝廷在裁军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

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尽快削弱湘军的势力,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

【八】曾国荃的沉浮人生

同治三年十二月,曾国荃回到了湖南老家湘乡。

他在老家住了八年,基本上远离了政坛。

这八年里,他过着隐居的生活,每天读书写字,偶尔会见一些老朋友,却再也不谈军事和政治。

八年的隐居生活,让曾国荃有了很多时间反思自己的过去。

他渐渐明白了,当年自己太过张扬跋扈,不懂得急流勇退,才会落到那样的下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去世,光绪帝继位。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任命曾国荃为陕西巡抚。

这是他重新起复的开始。

曾国荃接到任命的时候,已经五十一岁了。

八年的隐居生活,磨平了他的锐气,也让他学会了低调和谨慎。

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张扬跋扈,而是变得谦逊内敛。

光绪二年(1876年),曾国荃调任山西巡抚。

光绪三年到四年,山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数百万百姓面临饿死的危险。

曾国荃倾尽家财赈灾,动用了自己当年在天京搜刮来的财物,救活了无数百姓。

他亲自到灾区视察,组织开仓放粮,设立粥棚,收容难民。

这次赈灾,让曾国荃在朝野上下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这位曾经备受争议的将领,认为他虽然当年有过错,但晚年却做了很多善事。

光绪十年(1884年),六十岁的曾国荃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

这是他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两江总督负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清朝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二十年前,他的哥哥曾国藩就担任过这个职务。

如今他也坐上了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对他早年功绩的一个迟到的肯定。

可这个时候的曾国荃,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曾铁桶"了。

他谨小慎微,事事请示朝廷,生怕再犯当年的错误。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法战争爆发。

曾国荃负责加强虎门的防务,实行海口防御作战。

可他的表现并不理想,被朝廷批评为"准备不足,应对迟缓"。

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国荃被加太子太保衔。

这是清朝文官的最高荣誉之一。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朝廷赠太傅,谥号"忠襄"。

按照清朝的惯例,"忠襄"是给立了大功的将领的谥号。

这个谥号,算是对曾国荃一生功过的最后评价。

曾国荃去世的消息传回湖南老家,乡亲们都很悲痛。

他们记得,当年就是这位"九帅"带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军,保卫了家乡。

虽然后来他失势回乡,但他在山西赈灾的事迹,让大家觉得他还是个好官。

曾国荃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从一个落第秀才,成长为威震天下的湘军名将;又从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跌落到被裁军回乡的闲散人员;最后又重新起复,晚年得以善终。

同治三年七月到九月那短短两个月,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那两个月里,他失去了一切:五万精兵,庞大的势力网络,显赫的地位。

从权力巅峰到一无所有,只用了六十天。

可也正是这次惨痛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学会了低调和谨慎,最终在晚年重新获得了朝廷的信任,得以善终。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和偶然性。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在关键时刻就会发生巨大的转折。

曾国荃在同治三年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权力是双刃剑,拿得起更要放得下。

功成名就之后,如果不懂得急流勇退,往往会招来灾祸。

朝廷对地方势力的防范,从来都是无情的。

一旦你的势力大到威胁中央的程度,等待你的只有打压和削弱。

同治三年八月到九月,曾国荃手握的五万精兵在两个月内全军覆没。

这不是一场军事失败,而是一场政治博弈的结果。

在这场博弈中,曾国荃输了,输得很彻底。

可他也从这次失败中学到了宝贵的教训,为他晚年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