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把一个统一的国家，变成了一堆共和国的联盟，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普京几年前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的这句话，犹如在俄罗斯历史记忆中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对很多人来说，列宁是奠定苏联的缔造者，是拯救帝国崩溃的政治天才；而在普京的语气中，却成了一个犯下“致命错误”的人。

听上去像是两代人对历史的争论，实际上是两种国家观的对撞：一个是乱世中用妥协换统一的革命者，一个是解体后用集权求稳定的强人。两个人都想保国，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路。

要理解普京这番话，得先回到1917年那个碎片化的时刻。沙皇刚刚退位，帝国四分五裂，布尔什维克刚夺下政权，眼前是一地鸡毛。全国各地白军反攻，地方武装林立，民族地区纷纷闹独立，中央政府连通信和粮食都快管不住，更别说统一全国。

乌克兰、格鲁吉亚、外高加索这些地方力量，一边打着反布尔什维克的旗号，一边断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列宁很清楚，如果此时强硬压制，只会让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分崩离析。于是，他选择了一个极不情愿但现实的方案——“联盟制”。

这个制度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列宁的政治避险术。他提出“民族自决”，允许各地区以“自愿”名义加入或退出，将各民族的独立欲望先“哄”下来。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独立宪法、独立政府，甚至还拥有“退出权”。

这一设计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那时却是唯一能让局面不立即崩溃的办法。列宁的算盘其实很清楚：我先给你自由的外壳，用共产党这个“纽带”牢牢套住大家，等政权稳固了，再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慢慢收紧权力。说穿了，所谓的“联盟制”，其实是一种披着理想主义外衣的权宜之计。

然而，这一制度的“风险因子”被历史留在了体内。几十年后，当帝国的能量耗尽，这颗“定时炸弹”终于爆炸。对此，普京从不掩饰愤怒，也不掩饰个人的情绪。他亲历了苏联的倒塌，那种地缘政治巨变的冲击，甚至改变了他一生的世界观。

1991年他还在东德克格林工作，眼睁睁看着曾经无所不能的苏联，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那一年，十五个共和国各自宣布独立，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对普京来说，这不仅是国家的崩溃，更是个人的创伤。

他后来形容那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因为一夜之间，俄罗斯从超级大国变成了孤身自保的国家，而“列宁的联盟制”，在他看来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导火索。

从普京的角度看，列宁留下的“退出权”，相当于为未来的解体写好了“法律手续”。联盟宪法规定各加盟国有权自由退出，当地方领导人真的宣布“我们要独立”时，中央政府竟拿不出任何合法武力阻止。这在俄罗斯人的逻辑中，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国家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埋雷？于是普京得出了结论——列宁不是奠基者，而是埋雷人。

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列宁的选择未必愚蠢。因为那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能力强行“单一化”。中央军力不足，财政空虚，民心动荡，就算他想强推“一体制”，国家也可能直接消失。联盟制表面像分权，实际上保住了苏维埃国家的雏形。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生存主义。如果说列宁犯了“错误”，那也是“被时代逼出来的错误”。

普京的批评，其实投射了他自己的焦虑。他上台之后，花了二十年干的，就是修补那个“解体的裂口”。他的核心理念叫“权力垂直体系”中央集权到底，地方必须服从。车臣想独立？不行，派军镇压。地方寡头想搞自治？

不行，改宪法、收归中央。对普京来说，多民族国家如果搞联盟制，那就意味着有分裂的可能。俄罗斯的地理跨度太大、民族太多、资源太集中，一旦放松中央控制，任何一处裂缝都可能演变成“第二个1991”。所以他对“民族自决”这类词汇极度反感。那不是自由，而是危险。

普京甚至在多个场合说过：“列宁在建国时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清除掉。”他的治国路径与列宁完全相反。列宁选择在瓦砾上拼合国家，用妥协换稳定；普京选择在碎片中重新铸造国家，用集权换统一。

两人目标相同，都想保住国家，只是时代不同，手段不同。列宁面对的是帝国废墟，普京面对的是解体后的残骸。前者在“乱”中找缝合剂，后者在“裂”中找紧箍咒。

但争议的关键在于：苏联真的因为联盟制而解体吗？从学术研究看，这个因果链条远没那么简单。真正压垮苏联的，不是宪法文字上的“退出权”，而是长期积累的治理失败。斯大林之后的高压一度让国家稳定，但也让潜在的民族矛盾和经济问题越积越深。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官僚体系完全僵化，经济陷入停滞，人民生活无改善，对国家认同感迅速下降。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尝试改革时，积压的矛盾全盘爆发。中央削弱了控制力，地方政府趁机寻求独立。那时候的“退出权”，才真正成为“行动指南”。

所以，当普京把苏联解体归咎于列宁的制度设计时，多少显得有点“以果责因”。因为即便列宁没有写入“退出权”，一个长期贫困、僵化、缺乏认同的国家，依然可能分裂。毕竟，没人愿意留在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列宁留下的制度漏洞，固然存在，但让那颗“定时炸弹”爆炸的，是七十年后的治理失败。制度可以是问题的起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

而今天的普京，显然信奉另一套逻辑——只要中央足够强，国家就不会散。车臣战争以后，他建立了铁板一块的权力体系，从地方财政到政治任命都纳入中央管理，连各州长都要由总统任命。他确实稳住了局面，也让俄罗斯重新站了起来。

但问题是，强中央并不能自动创造认同。很多俄罗斯民族地区，依旧存在对莫斯科的不满，依旧有经济发展不平衡。只是因为强权在场，这些问题被压下去了。一旦中央失去威信，裂缝可能还会重新出现。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国家统一到底靠什么？靠制度？靠权力？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形式，若脱离治理能力和公众认同，都只是空壳。列宁那一代的困境说到底是生存问题，而普京这一代的困境是信任问题。没有民生改善、没有公平感，人们对“统一”的认同就会松动，无论你是联盟制还是中央制。苏联后期如此，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同样如此。

有意思的是，列宁和普京，其实都明白一个道理：国家统一不只是政治项目，更是社会契约。列宁在废墟中拼命谈自由、谈自决，是在用思想收拾帝国碎片；普京在分裂后回归强权，是在用权力修复秩序。两人之所以被历史放在光谱的两端，并非谁更对，而是谁活在什么时代。一个靠让步赢得喘息，一个靠控制换取稳定。历史没有标准答案，但总会留下后果。

今天的俄罗斯，依然站在这两种逻辑之间。普京想让国家重新强大，因此要消除列宁遗产中的“松散因素”；可他也不得不继承列宁的“多民族结构”。这是一种悖论，你既想让各民族认同“俄罗斯”，又不敢放松控制；既想举起“国家统一”的旗帜，又担心任何自由化会变成“独立运动”。

所以，与其说普京在批判列宁，不如说他借列宁在提醒后人：国家的稳定来源于治理，而不是宪法文字。制度可以修改，民族情绪却不能忽视。从这个意义上看，列宁的联盟制是被时代逼出的选择，而普京的集权制也是被历史推着走的应对。

如果非要给这场跨越百年的争论一个结论，或许可以这么说：列宁让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活了下来，普京试图让一个崩塌过的国家重新稳住。一个用自由掩饰脆弱，一个用秩序掩盖恐惧。最终，国家的命运，既不取决于联盟还是中央，也不取决于领袖多强，而在于：能不能让人民相信，这个国家还值得他们留在其中。

百年前，列宁用“联盟”把一个国家重新拼起来；百年后，普京用“强中央”让它不再散开。一个从废墟出发，一个从废墟归来。谁对谁错，或许只有历史知道答案，而两人之间的那条线，就是任何多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如何在统一与自由之间，找到那条永远摇晃的平衡。

参考信源：普京：俄主张建立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架构

2025-05-28 19:54·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