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江纵队的骨干人员撤退到山东后，留在原地的人怎么样了呢？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前往山东，一位曾经的老战士回忆起这一天，感慨万千。

终于，北撤的日子来临了。这一天，大鹏城内弥漫着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在街头，在海边，人们用满含泪水的眼睛，送别亲爱的战友！

即将开始新旅程的朋友们，也带着沉重的心情，向亲爱的同伴们挥手告别。

快撤离的时候，一些同志忍不住了，像潮水一样冲向海边，上了登陆艇。

这个问题突然出现，让我们感到措手不及。由于出发日期不能更改，我们只能让这些人随队北上，这样一来，队伍的人数就多了两百人。

就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刻，敌军的部队赶到了海滩。很快，夜幕降临，整个大鹏半岛被黑暗笼罩……

东江纵队北撤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定。1945年9月初，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伟人作出了决定，允许中共将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出。

这一行动既展现了共产党谈判的诚意，也考虑到这八个解放区位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国民党方面肯定不会允许它们存在。

如果主动撤离，可以避免这些地区的部队被各个击破。

然而，国民党并不打算让东江纵队离开。

国民党觉得，东纵就像是广东地区中共的一颗火种，如果让他们撤到北方，就如同放走了老虎，以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消除这颗火种，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日本军队投降后，他们出动了4个军、11个师，其中还包括两大王牌部队——新1军和新6军，对东江纵队进行了围攻。

新一支部队进入广州

东纵把部队分散到五岭和东江的40多个县，保存了骨干。

1946年初，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第八小组来到了广州。

国民党广州行营的负责人张发奎不知怎么了，被蒋介石鼓动，继续对东纵部队进行围攻，无视之前同意帮助东纵北上撤退的约定。

中共方面展开了激烈的应对。在“军调”小组中，中共代表方方少将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北京的军事协调小组，中共代表叶剑英再次认真地与国民党及广州方面的代表进行了交涉。

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纷纷报道东江纵队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从广州到香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未能找到东纵部队的主力，这让张发奎陷入了困境。

1946年3月，周恩来安排东江纵队在重庆举行了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东江纵队揭露了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内战的事实，并散发了盟国友人在抗战期间被营救后写来的感谢信。

这次新闻发布会在国内和国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民党政府最终不得不签署协议，同意帮助东纵向北撤退。

之前看到的感人场景就是这样来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和粤中、南路的各个纵队的主要成员都成功会合了。

这支纵队的总兵力是1.1万人，其中只有班长及以上级别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参与了北撤。原计划是2400人，实际上北撤的船上有2583人。

东纵部队北撤时，正好赶上了全面内战的爆发。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已经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如果稍有延误，恐怕会有更多的麻烦。

协议上写明，东纵部队北撤后，剩余的战士和干部将全部复员。国民党代表表面显得很真诚，说：“如果中共人员遵守法律，政府一定会保护他们。”

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打算遵守承诺，到了7月17日，他们发布了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搜捕那些已经复员的战士。

东纵武装有近万人复员，如今已经融入普通人群，踪迹难寻。国民党多次清剿，只抓到三十余人，这让广东当局感到十分尴尬。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东江纵队在各个根据地留下了一批武装骨干，他们分别组成了几个小分队，准备长期潜伏。

据统计，粤北地区有超过200人，东江地区有大约100人，雷州半岛有近700人，而粤中地区则有大概100人。

主力部队撤离后，隐蔽的小队伍分散进入各个山区和乡村，准备“蓄力待发，静候时机”。

留在五岭南麓翁源西部山区的何俊才带领着12位同志，深入大山，在一个偏僻山沟里的破旧香菇棚里安了家。

那是清晨，我们爬上了最高的山，眼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了。晨光中的群山格外宁静。

那清脆的泉水声，欢快的鸟鸣，还有阵阵的凉风，啊！这简直就是来到了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听起轻松愉悦的音乐会。

这是四十多年后一位老兵的回忆。刚从生死边缘逃脱，来到这个如仙境般的地方，那份喜悦真是难以言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硝烟散去后，战士们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是“天下一家”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想当古代遗民，所以也不会去追求隐居避世的“桃花源”生活。

上级交代潜伏任务的时候，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党组织不会公开指导你们的行动，具体怎么干，得靠你们自己想办法。

留下坚持斗争的小分队，所有成员必须停止公开活动，确保北撤部队安全抵达目的地。

等向北撤退的部队到达山东后，我们会根据当时的情况，适时重新开始行动。

那时候，广东区党委认为可能会有一段很长的困难时期，因此要求游击队员要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

在深山之中，听说大队伍已经离开了广东，很多人都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

未来的战斗肯定会很艰难，但对于这些经历过考验的战士来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未来的斗争会很漫长，也很复杂。当时有同志说：艰苦奋斗没问题，活下去也有办法，国民党肯定会被打败，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呢？

有的同志说：打了这么长时间，才发展到一万多人的规模。现在有的人复员了，有的人北撤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起来？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按照北返协议，他们只能被称为“归队人员”。

这些人不再被视为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名义上已经断绝了。在某些时期，党组织可能会公开否认他们的存在。

做决定要靠自己，出了问题只能自己担责，甚至牺牲了也可能得不到党的认可。

想到这种“孤儿”的处境，即使是最坚强的战士也会感到忧伤。

有了这些想法，寂寞的山林生活简直让人痛苦不堪。

领导们被要求低调行事，头头叫何俊才，大家都叫他“老板”。何“老板”心里明白，这种消极的情绪正在影响团队。

何俊才

所以安顿下来后，马上开始学习，提升斗争能力，为重新开展活动做好准备。

首先是我们进行形势教育，让大家放眼全国，看看大山之外的世界。北方的形势已经好转，重新开展武装斗争的日子也不远了。大家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接下来是系统的培训。何“老板”把12个人分成了两拨，文化水平高的那一拨学理论知识，文化水平低的那一拨先学基础知识。

每天除了学习，大家还会一起唱歌。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放开嗓子，痛痛快快地唱上一曲，满足一下自己一直以来想唱歌的瘾。

这里很安静，远离喧嚣，有很多鸟儿。你可以用手捉鱼，把鱼切成薄片，再加入一些山椒和大蒜，放进热腾腾的火锅里烫着吃。

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开心的时候还会唱起歌来，气氛特别温馨浪漫。

时间飞逝，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大。三个月后，游击队员们仔细分析了当前的情况，觉得重新开始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

老板派手下下山把藏好的武器拿出来，再把分散在各地的东纵退伍人员召集到山里，举办一些短期培训班。

1946年9月，稻谷成熟了，收获的季节到了。13位勇敢的人各自下山，前往各个区域和乡村，组织民众，展开斗争。

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很舍不得，留恋着这个简陋的香菇棚。

数十年过去了，还活着的老战士，依旧清楚地记得在香菇棚里度过的那段难忘的日子。

广东各地不知道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小分队，他们就像五岭山间常见的山稔子，春雨一来，一簇簇、一丛丛的小红花，在荒郊野外探出了头，张开了脸，把山山野野都染成了红色。

东江纵队的骨干成员北上撤退，战士们也陆续退役了。但没过多久，广东的游击战争又重新爆发了，而且规模比东江纵队最鼎盛的时候还要大。

曾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的罗卓英

这与其说是东纵留守人员主动发起的，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残暴统治逼出来的。

广东本来就是缺粮的地方，每年都需要从外面运进粮食。少说也要几十万石。1946年，全省遭遇严重灾荒，71个县的早稻都没收成。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决定重新实施抗战时期的“田赋征实”政策，也就是直接征收粮食。

广东本来就已经缺粮，再加上灾荒，竟然还要定下五千万斤的征粮额。

据说，原本广东的田赋要征收七千万斤粮食，后来经过各方面的请求，减免了两千万斤，这已经算是相当仁慈了。

在苛政之下，灾民的死亡人数逐渐增多。仅在广州一地，1946年全年就有超过7000具饿死在街头的尸体被掩埋，平均每个月就有超过580人因此而逝去。

省府的地政科长巡查各地时，感慨万千：“农民们大多靠种植杂粮为生，生活之艰难，真是到了极点。”

1946年8月以后，广东的地方政府主要忙着征收粮食和征召士兵，但收获不大，全年只征到了400万斤粮食，这还不到征召目标的十分之一。

蒋介石头脑一热，下了命令：“今年的征粮任务关系到军队的补给，大家可不能再拖拖拉拉了，耽误大事！”

广东的官员现在非常生气，一下子撤掉了70多个县长。他们还出台了严厉的新规定，比如超过期限就要罚息50%，甚至会抓人逼迫对方还款。

面对种种毒辣手段和凶狠掠夺，1947年1月底，广东全省竟然完成了五千万斤的指标。

粮食拿到了，但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贫穷的农民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只有拼着命去反抗，寻找生路了。

除了征收粮食，还有强制征兵的苛政。1946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重启征兵，当年计划征召60万人，后来人数增加到了83万。

广东的征兵额是4万名，所以抗战时，军、师、团管区以及国民兵团等兵役机构很快就恢复了。

为了不成为被人利用的“炮灰”，有些人会选择想办法躲开。他们宁愿花钱，申请免除服役、推迟服役或者延缓被征召。

国防部门的兵役主管徐恩平前往广州进行检查，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广州符合条件的壮年男子只有五千人，但申请免除兵役的人数却高达五万。

那时广东有个叫“志愿兵”的说法，人们习惯称其为“卖猪仔”，每个“志愿兵”会得到22万元法币的款项。

换句话说，花22万元买个替身，让别人代替自己服兵役。

后来自愿报名参军的人越来越少，那些收受贿赂的军官就开始强行抓人当兵，这种行为导致了许多勒索和虐待的新惨案。

到了1947年1月底，广东地区征召的新兵只有2.1万人，只达到了原定目标的一半。

为了确保征兵任务顺利完成，兵役局长亲自到现场进行督促。省政府专门组建了一个兵役视察组，前往各地实地检查和催促工作。要求各师、团管区必须在二月底之前完成征兵任务，确保人数达标。

到了3月，1946年度的兵役征集工作还没有完成。国民政府接着下达了新的命令：1947年度要征兵一百万，提前到4月份就开始。

除了征兵和征粮，人民还要承受各种繁重的捐税。政府不仅有正规的税收，还有“借征”，所谓的“借”就是白拿、硬要。

农民还需承担许多莫名其奥的费用，这些额外费用比正式税款多出十倍不止，单是省政府加征的部分，就已经比中央规定多了五倍。

岭南各地的人们愤怒起来，悲愤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到。

历史就是这么冷酷，国民党实际上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做了最好的宣传。

在这个时期，之前隐藏的中共武装人员陆续现身，用武力保护群众。

在反三征的群众性斗争中，人民武装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站稳了脚。

中共的武装力量慢慢取得了进展，进而开始公开使用共产党的标志。

1947年，广东的游击战争迎来了大发展的高潮。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不足，许多游击支队趁机崭露头角。

东江纵队撤往北方后，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北上。到了1946年6月，广东共有11个正规师的部队。到了8月，只剩下整编64师的三个旅，加上八个地方保安团，还有赣南的一个152旅。

这些军队分散在全省各地，看起来在任何地方都不够用。面对民众起义的浪潮，他们已经感到无法应对了。

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力量薄弱，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南方各省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在广东北部的翁江和五岭一带，东江纵队在北撤之前曾在这里大力开展工作，这里的民众基础很扎实，留下的武装力量也很强，发展速度很快。

翁江地区的人民武装整编后，成立了粤赣湘边区，他们开始全面进行反三征、破仓分粮和收缴地方武器的工作。仅在新丰县，他们就破除了56座粮仓，分发了120多万斤的粮食。

破仓分粮不仅帮助百姓度过了春荒，还增强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也让游击队队伍迅速壮大。

在重组期间，整个支队有700多名武装人员，他们都是从东江纵队退伍的军人。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队伍就壮大到了3000人。

游击队主动出击，寻找并消灭敌人，打击地方恶霸，袭击军用列车，促使民团起来反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八里牌，新丰县的游击队设下埋伏，成功击溃了一个敌军连队，并活捉了少将衔的县长罗联辉。这次行动粉碎了敌人企图联合三县力量来围剿游击队的计划，证明了游击队的实力已经能够成建制地消灭敌军。

从小规模战斗到大规模战役，从山地到平原，游击队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引起了巨大反响。

粤赣湘联合部队指挥官集体留影

敌人吓得躲进了碉堡和城镇，不敢出来。在游击区，我们建立了村一级和乡一级的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

到了1947年年末，翁江两岸方圆几百里内，游击队员白天也能戴着五角红星帽，在各地自由行走。

在湘赣边界地区的南雄、始兴等县的五岭大山区域，因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国民党军队一直在这里驻扎了相当多的兵力。

东江纵队留下来的战士们组建的五岭总队也发展得很快。

1947年的四五月份，五岭总队在成功抵御了南雄、始兴、曲江和仁化四县的联合进攻之后，从山地进入了平原地区。

到了八月份，南雄的22个乡镇中，有20个变成了解放区。在中秋节来临之前，游击队还攻占了最后一个顽固的据点——新田墟。

原五岭总队的战士们解放后一起合影。

在南雄城里有国民党99旅的指挥部，而距离城外两里的地方，则是游击队的活动区域。

1947年底，五岭总队在粤赣湘三省的30多个县活动，吸引了69师13000多名敌军。

闽粤赣边的中共武装组织最初是韩江纵队。1946年6月底，骨干成员随东江纵队前往北方，而部分留守人员则在1947年1月成立了粤东支队。

刚开始，整个队伍只有31个人。到了1947年底，粤东支队已经发展成了一支拥有1900多名战士的强大队伍，成为边区的主力部队。

1947年冬天，粤东支队在兴梅、潮汕、闽南、闽西和韩江等地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并且这些地区连成了一片。

1946年，东纵部队北撤时，在雷州半岛留下了大约700名骨干成员。这些骨干以武工队的形式，在16个县内分散隐蔽。

1946年底，这些武工队又开始活动起来，慢慢站稳了脚跟。

粤桂边区纵队成立时的集体照片

当时雷州半岛只有很少的警察队伍，这为战争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3月，游击队击毙了南路有名的反动头目——遂溪县县长戴朝恩，南路的大起义全面爆发。

几个月内，这支武装队伍迅速壮大到4500多人，控制了一个面积为220里乘以120里的中心区域，该区域有60万人口，并建立了48个乡级政权。

广东游击战打得轰轰烈烈，国民党军不得不叹服：“共产党已经成了燎原之势！”

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者们并不想承认失败，于是他们从其他地方调来了很多军队，打算再次进行围剿。

1948年元旦，翁源西部荒凉的山村太坪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作为北江支队司令部的驻地，这一天举行了一场空前的万人联欢大会。

附近各游击区的民兵和农会会员自带粮食，拿着土枪土炮，敲锣打鼓，舞着醒狮，沿着山路小道聚集到这里。

村口平整的地面上建起了一座戏台，这就是开大会的地方。戏台两边挂着一副对联，周围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红的、绿的，特别显眼。

屋顶上飘着的红旗，让人感觉像是在庆祝一个革命的节日。

这是庆祝胜利的日子，一年来的努力，翁江地区的游击战争形势一片大好，这一天达到了顶峰。

村里洋溢着欢声笑语，一群群民兵和武工队员纷纷前往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队、青年干部训练班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帐篷里拜年。

街上人山人海，大人小孩手里不是拎着枪，就是抱着小炮，就连跑来跑去的小孩，腰间也别着个木棍，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就像个热闹非凡的大集市。

昨晚，山区里上演了《白毛女》的话剧，大家还跳起了刚在北方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这可是当地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从没看过新戏的山民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是入了迷。

村民们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唱歌对唱，歌声此起彼伏，热闹了一整晚。

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死神就会到来。

元旦刚过，太平镇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虽然听说敌人要来清剿的消息，但大家都没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可怕。

晚上，国民党整编69师99旅从曲江悄悄出发，长途急行军。突然，夜空中传来清脆的枪声，这时村子的哨兵才发现敌人已经逼近。

随着一声枪响，支队直属的大队和保卫队的战士们从简陋的茅草屋里冲出，迅速找寻周围可以隐蔽的地方趴下，一边还击一边缓缓后退。

几乎所有的支队机关和干部训练班的人员都是空着手，几百人纷纷向后山跑去，只要上了山，就能避免被敌人围住。

国民党军队很快攻入了村子，虽然没抓到多少人，但重要的电台和文件都被及时带走了，只是大量物资没能带走，都被敌人拿走了。

敌军也跟着追上了山。主力部队占据了山坡，组织起防御，掩护机关安全脱险。

敌人拼命往上冲，游击队拼命开枪，慢慢往后撤，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等到机关的同志安全撤离后，主力部队也及时甩开了敌人，趁着夜色钻进山林，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混乱的突围过程中，一些伤员和身体不适的同志行动不便，被敌军追上并包围了。

何俊才的夫人陈玲，因病行动不便，被敌人困在一个小山坡上。

她明白自己无法逃脱，便迅速将重要文件嚼碎吞下，随后拔出枪与敌人搏斗。最终弹药耗尽，她被俘虏，于1949年在韶关遭枪决。

这就是宋子文指挥的第一次针对广东共产党游击队的清剿行动的开始。

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1947年9月，宋子文在卸任行政院长后，担任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他又兼任了广州行辕主任。

1947年夏天，解放军开始转战外线，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胁到了长江，直捣国民党的大本营。蒋介石只得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长江以南的各省去稳固局势。

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了魏德迈来中国考察。魏德迈此行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形势的恶化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制定新的对华政策。

从7月16日到8月4日，魏德迈带领他的团队9个人跑遍了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在视察了广东之后，这个团队对广东的局势以及官员们的腐败无能给予了强烈的批评。

魏德在深入研究后，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将中国划分为六大区域，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措施，这个建议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建议的一个重要点是建立华南经济建设区。

魏德迈（左侧）到访广州

魏德迈觉得，国民党应该在华中、淮河和江南这些关键地区集中大量兵力，用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

美国向中国的南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帮助，主要集中在广州，旨在建立一个中美合作的建设核心。

经过几年的僵持，国民党可以利用华南的经济实力和华中的兵员，发起对中原和华北的反攻。

为了在华南建立战略基地，自然需要一个得到美国认可的领导人。魏德迈看中了有留美背景、又深受美国支持的国舅宋子文。

正好宋子文也想染指广东，蒋介石曾打算让他去负责台湾的重建工作，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曾经和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提到，新的起点将会在广东，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往往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游击战争迅速扩展，这让广东的高层和南京方面感到不满，他们批评罗卓英在剿灭共产党方面做得不够力。

斯特林博士

据说，粤军的老将李福林去南京见蒋介石，一见面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席还想不想管广东的事？如果还想管，就必须让罗卓英下台！”这表明换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就这样，战局的发展、美国的期望以及蒋宋王朝的利益，把卸任后灰心丧气的宋子文又一次推到了前台。

宋子文不得不回去，为党国建设战略基地而努力，回到了广东。

新官上任，先干三件事。回到广东，第一件事就是要剿灭游击队。不把他们镇压下去，什么经济建设都只能是空谈。美国的资本家也不敢来了。

宋子文觉得自己比以前的张发奎和罗卓英更有能力和地位。

他刚到广东，就开始着手整顿内部机构，调整人员安排；积极联系美国，争取外部援助；和邻省加强合作，共同防御；同时团结地方势力，扩大影响力。

宋子文觉得，游击队人手不多，正规军的大部队去打往往效果不大。所以，他把国防部在广东整编的正规军留下来，改编成十五个配备了美国装备的保安团。

每个队伍有3500人，配备了大量机枪和迫击炮，这让士气低落的广东政府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宋子文连续主持了六次关于绥靖的会议。他首先在广东和邻省交界地区，也就是“匪患严重”的地方，成立了跨省区的统一指挥机构。

根据国防部的批准，设立了湘粤边、粤闽边和粤桂边三个清剿联防指挥部。

粤北是重点打击地区。1947年11月到12月，敌人用整编69师全军攻打五岭主脉的南雄和始兴。

在激烈的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只用了七天就完全控制了平原地区，迫使游击队退到了山里。

在新年第一天，国民党军队对太坪发起了突然袭击，这次行动主要由69师的99旅领导，集结了七个团的兵力，在翁江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这次行动导致北江支队和五岭总队遭受打击，不得不撤退到江西继续他们的活动。

1948年2月，宋子文调集了四个保安团，与正规军的整编92旅一同对南路的游击队发起了进攻。

在敌军的围剿面前，南路的我军损失惨重。到了1948年3月，游击区已经被彻底摧毁，游击队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

1948年3月23日，宋子文在初期行动取得成果后，公开宣布了他的“和平新计划”，采用“分区清理，重点打击”的策略，强调“不求速胜，但求真效”。

游击战争进入了艰难时期。敌军占领了平原地区，重建了反对共产党的政权，并组织了联防联保；而对于山区，国民党军采取了“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

游击队员们不得不躲进深山老林，晚上只能睡在荆棘丛中。寒冷的冬夜，他们只能生一堆小火取暖，面对着霜雪的侵袭，赤着脚在山上艰难行走。

春天食物短缺时，山区的乡亲们粮食也不够，游击队的粮食也越来越少。起初还能分到米饭，后来就只能喝稀粥了，到最后连米都看不见了，只能上山挖竹笋和摘野菜来充饥。

尽管广东的游击战争遇到了困难，但宋子文想要彻底消灭中共武装的目标并没有达成。

1948年6月，国民党军在湘粤赣边区集结，总指挥叶肇估计，广东还有“共军4200多人”。

一位名叫叶肇的指挥官，承担起了打击游击队的重任。

七月份，攻打翁江的敌方69师因为北方战事紧张，被调往湖南，导致敌军力量减弱，粤北的情况快速好转。

我军发起了一系列进攻，成功在多次伏击战中获胜，重新恢复了大片根据地，战争的主动权又回到了我们手中。

面对各地日益活跃的游击队，宋子文在1948年8月开始了第二期的剿匪行动。他重点进攻了东江、潮汕平原和粤西等地区。

然而，清剿刚开始，中共武装就从南路和东江发起了进攻，直接给了宋子文当头一棒。

敌军对东江南岸的重点进攻，用了七个团的兵力，这是清剿以来用兵最集中，但进攻范围却最小的一次。

东江南岸曾经是东江纵队的老根据地，也是广东地区中共游击战争的起源之地。

能否攻破这一坚固的战略据点，确实是对宋子文清剿行动成败的决定性一战，国共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一仗。

在东江南岸地区，中共的武装力量被整合成了一个名叫江南支队的新队伍，由蓝造担任司令员，王鲁明担任政治委员。

蓝天制造

支队有五个团，主力是第一团，有650人。其他地方团下辖三个游击大队和三个主力连。

1948年8月，江南支队抢先行动，主动攻击，消灭了敌人两个连共三百多人，迫使敌军撤回了散布各处的据点内的所有部队，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

8月23日，敌军从四个方向进攻，江南支队抵挡了三个方向的敌人，并在另一个方向设下埋伏，消灭了一路敌人。仅仅用了40分钟，就成功击溃了一个营加上一个保安大队，总共600多人的敌军。

接着，在红花岭固守阵地，我们大量杀伤进剿军，杀了300多人，迫使国民党军狼狈撤退。

然后江南支队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留在根据地内的部队找不到游击队主力，又日夜担心被袭击歼灭，不得不撤退。

江南支队连续三次战斗全部获胜，总共击溃了敌方的正规军154师和省级保安团1500多人。

粤中和粤北地区情况非常好，而雷州半岛的南路游击队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他们攻占了重要的城市湛江。

当敌军的大规模清剿让局面变得十分艰难时，香港分局决定让南路武装向外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1948年4月，南路游击队的主力分成了两部分，大约700多人前往广西的十万大山，成为了滇桂边纵队的主要力量。

另一支队伍由800多人组成，分成三个营，组成了东征支队，于4月5日向粤中进发。

东征支队历经艰难，突破重重封锁，用了整整一个月，走了上千里的路程，终于抵达恩平，与粤中游击队胜利会师。

主力部队出发后，敌人被吸引走了，南部老区的压力减轻了。为了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我们计划对湛江发动突袭。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利用地下党的联系，亲自前往湛江市进行侦查，他还大胆地进入了驻军保安第十团的营地进行探查。

1948年7月10日凌晨，游击队悄悄进入市区。战斗一打响，他们就迅速攻入保安10团的营地，成功消灭了营部和两个连的士兵。

雷州市的党委书记叫温焯华

当时，城市里只有保10团的两个连和营部的敌人。这些敌人被消灭后，游击队从凌晨3点到上午9点，控制了整个城市达6个小时，然后从容撤退。

湛江市遭受袭击后，清剿军不得不撤回城市。南路游击队因此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

南路的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后来当局调来了正规军62军，也无法改变不利的局面。

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南路游击队消灭了3600多个敌人，从一度受挫的艰难中打出了一个好形势。

假如说东江和南路的反攻是广东战场形势转变的标志，那么粤中的迅速兴起，就证明了宋子文第二次清剿行动的彻底失败。

粤中的中共武装力量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珠江纵队。

1945年8月，珠江纵队的主要力量进入粤北地区，加入了东江纵队。1946年，除了部分队员跟随东江纵队撤往山东之外，大部分人员留在珠江三角洲继续战斗。

1948年5月，南路东征支队与粤中的游击队会合，显著增强了当地的中共武装力量。

中国军队中的粤中游击部队正在行进。

粤中是广东国民党兵力最弱的地区之一。以东征支队为主的粤中部队在一个多月内击破了30多个下乡公所，并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建立了根据地。

宋子文指挥两个保安团进行包围和追击，但东征支队迅速分散，使得国民党军队无法锁定攻击目标，最终只能疲于应付。

8月到9月，粤中部队连续打了六场胜仗，把敌人的三个精锐营全部歼灭，成功粉碎了宋子文对粤中的扫荡。

到年底，珠江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正规军2340多人，加上不脱产的民兵，总数达到10万人。

粤北和粤中两地到处都是战斗，而粤东则完全不同。1948年，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从1948年1月开始，闽粤赣地区的各支队伍就开始了主动出击。粤东支队率先占领了蕉岭县城，打响了第一枪，这也是边区历史上首次攻克县城的行动。

闽粤赣纵队与解放军第48军在会师时的集体留影

二月间，闽西支队在武平成功击退了福建三个保安团的联合进攻；到了三月，又俘虏了敌军清剿副司令张光全。到了六月，游击队已经掌控了韩江中游三四百里的区域。

在山区战斗打得精彩的同时，沿海的平原地区也奋起直追。韩江下游的三角洲平原，也就是潮安、澄海、饶平这三个县，北边有潮州，南边有汕头，这里是粤东的核心地带，也是国民党掌控整个粤东的关键据点。

1948年4月，国民党军队正全力在山区进行清剿。这时，韩江支队的14团迅速行动，穿过沿海平原，与闽南支队成功会合，初步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游击区域，连接了粤闽边界。

敌人在各个地方都遇到了困难，内部也开始出现问题。新上任的“闽粤赣边剿匪总指挥”喻英奇只能撤回平原，从山区撤走了兵力。

1948年10月，喻英奇策划袭击潮汕支队和地委机关所在的良田大北山，试图扭转粤东的整体局势。

潮汕支队得到了情报，他们严阵以待，把刚从平原外线作战归来的主力都集中到了良田附近，准备随时行动。

喻英奇

秋天收获的时候，敌人派出各地的反共武装力量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入山区的根据地抢夺粮食和进行清剿，而他们的主力部队则行动诡秘，难以捉摸。

潮汕支队判断敌军是声东击西，决定用计诱敌。他们派第1团在河西露面，假装反击扫荡，然后迅速隐蔽强行军赶回良田埋伏。

11月15日，喻英奇带着四个多营的部队对良田发动偷袭，结果正好掉进了潮汕支队设下的埋伏圈。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喻英奇的两个营被彻底歼灭，剩下的部队慌忙逃跑了。

这场战斗之后，敌军放弃了对山区的搜查，只能在平原上孤立据点。

经过一年的激烈斗争，宋子文最终完全败下阵来。由于治安状况糟糕，他想争取美国援助、建立华南反共基地的计划也彻底泡汤了。

宋子文自己也多次说过：“如果治安问题能解决，其他问题也都能迎刃而解，否则一切都将毫无希望！”

宋子文在“经济建设”上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也标志着他在这一领域的全面失败。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想把广东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基地，这个想法本身就显得非常不切实际。

当时的广东在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方面较为薄弱，最基础的资源如煤和铁也十分匮乏。

广东没有大型的钢铁工厂，人们熟知的只有佛山自明清时期就开始兴旺的铸铁业。

靠这些铸造铜佛像和铁锅的老手艺，是没法支撑起现代军事工业所需的钢铁产业的。

广东地区缺乏铁矿资源，仅海南的石碌地区拥有铁矿。至于工业和电力的主要燃料煤炭，广东几乎完全依赖从北方运输过来。

广东当时唯一的大煤矿位于粤北曲江的红工煤矿，储量有限，矿点分散，开采出来的主要是不适合工业使用的无烟煤。

不过，宋子文上任后干劲十足，还找到了广东发展的新路子——吸引外来投资。

他先是与洛克菲勒商谈改造曲江煤矿，接着又和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签约开采海南铁矿。

原本打算投资曲江煤矿的小洛克菲勒，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1948年2月2日，美联社报道说：“如果华南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下来，美国就会自动向中国提供援助。”

一时之间，广东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热闹非凡。

然而，一年过去了，清剿行动没有成功，美国的援助也没有到位。南京的军费仍然不够，宋子文跑到北京去争取资金，但也没有拿到钱。

不仅在军事上遭遇失败，经济上也没有任何起色。宋子文与美国资本家签订了多项投资协议，却一分钱的投资也没拿到。

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遇到了困难，即便像国舅爷这样有才华的人，也难以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文章。

宋子文彻底没了信心，他对英国驻华大使说道：“我对当前的局势感到非常灰心失望。”

宋子文一生立志救国，无论是在政治、外交还是经济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宋子文在广东省政府的官邸里

他曾经坚持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和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非常想改革，希望能把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带到落后的中国。他是国民党里比较开明的政治家。

然而，他在华南建立反对共产党的基地，并通过内战来反对人民，这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血腥、最残酷的一章。

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了总统职务，同一天，宋子文主动请求辞职，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两人同时离开了政坛。

宋子文在政治舞台上做完了“南天王”的美梦。

1948年12月2日，军事委员会同意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和粤桂边纵队的成立，这表明游击战已经迈入了集中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新时期。

在华南地区的带领下，共产党武装力量大规模出击，迅速壮大。

1949年的时候，粤中解放军成立了主力部队“独立1团”，他们攻下了罗镜镇。这个地方是抗日英雄蔡廷锴的老家，他曾是十九路军的指挥官。

蔡廷锴

在香港，蔡廷锴将军捐出了家里的所有武器，许多十九路军的老部下都积极要求参加游击队。

二月时，敌军的保安14团和19团从罗定县城出发进行反击，独立1团给予了猛烈的反击，成功击溃了敌军。

解放军一个团打掉了敌人的两个美械保安团，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国民党军队因此非常惊慌，从此再也不敢出来骚扰，只能缩回县城里。

再看看粤东地区，在渡江战役之前，这里形成了长江以南最大的一块解放区。

1949年初，粤赣湘纵队在粤北等地恢复后，开始在东江中下游地区行动，控制了海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的大片地区，并与粤东各根据地取得了联系。

1949年1月10日，我们攻下了大埔县湖寮镇，这是原省主席罗卓英的家乡，也是粤东的一个反动据点，这次被彻底清除。

闽粤两省边境的120华里敌军据点，现在全部被清除了，粤东和闽西连成一片。

闽粤赣解放区示意图

随后，边纵主力部队向西渡过韩江，到了3月初直接逼近了梅县城外的郊区。

到4月中旬，梅州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都只能退回县城及少数几个点，只有兴宁和平远两个县的国民党还控制着一些乡村。

至此，粤东地区的敌人陷入困境，四面受敌，只能困守孤城。汕头的喻英奇也只好退守汕头以及少数几个重要城镇。

在这种情况下，粤东地区爆发了全区大起义，成为广东第一个完全解放的专区。

1949年5月，一批想反蒋起义的广东老军官利用宋子文扩充保安部队的机会，掌控了两个驻守粤东的保安团。

这两个保安团都是宋子文新组建的，装备着美国武器，战斗力和正规军差不多。

驻守在粤东地区的第十二团和第十三团都与中共建立了联系。

1926年，保13团团长曾天节加入了共青团，并在第四军中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到了1948年，他再次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通过他的族叔、一位老军人魏鉴贤，与中共建立了联系。

1949年3月，曾主张起义的原四军军官李洁之被任命为梅县专员，同时兼任保安司令。

5月3日，曾天节、魏鉴贤等人在闽西、梅县、汕头、惠州四专员地区秘密召开了会议。

李洁之认为应该等到解放军的大部队靠近边境时再一起起义，但当时的局势已经不允许再拖延了。

粤东和闽西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汕头和惠州还有不少敌人驻守，显然现在无法采取行动。

几天后，因为保安12团内部矛盾彻底爆发，粤东大起义终于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梅县敌军的主要力量是保安12团，这个团分为三个营，共15个连，总人数超过3500人。他们驻扎在松口镇，这里是连接粤东和闽西的重要通道。

1948年9月，闽粤赣边清剿司令涂思宗被撤换，由驻潮安的专员和保安司令喻英奇接任。

涂思宗曾经随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过延安，中间那位讲话的人就是涂思宗。

十一月，喻撤保撤换了第十二团的团长魏大杰，安排自己的亲信刘永图来接这个职务。

喻英奇是军统的成员，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的省保安副司令黄镇球，还有整个中央系统的支持。

余汉谋和薛岳回到广东后，认为特务系统的影响力是实现广东团结的最大障碍，他们计划让老部下吴奇伟担任边区剿匪总指挥，以此削弱喻英奇的实际权力。

喻英奇不肯服输，坚决不让吴奇伟和新任潮汕专员莫希德入境，随后发表电报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反对薛岳担任省主席。

薛岳非常生气，双方都在争夺粤东的指挥权。

在那个时候，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和五华籍营连长于4月7日一起扣押了团长刘永图。

薛岳与喻英奇明争暗斗，无意中为粤东大起义创造了条件。

4月8日，也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魏鉴贤急忙赶到松口团部，鼓励魏汉新，并告知他关于粤东大起义的筹备进展。许多下属官兵也表示热烈支持，表明保12团的起义不能再等了。

5月14日，在得到中共方面的许可后，蕉县的保安独立营和老隆的保安13团宣布起义。紧接着，5月15日，保安12团的团长魏汉新带领直属部队和第3营从松口返回梅州城，并在17日宣布起义。

13团的保安部队发动起义，与东江二支队联手击败了保安第5团，成功占领了老隆县城。5月17日，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保安第5团也不得不宣布起义，并同意进行改编。

到了月底，起义在闽西地区扩大开来。参加起义的有五个保安团和两个保安独立营，再加上各县城的地方武装力量，总共有大约两万人。

借着粤东大起义的势头，两大部队发起了夏季攻势，迅速占领了粤东和东江中游的几乎所有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