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载泽认为端方举荐袁世凯是一种非常不长眼的行为，但他自己举荐的人物也被摄政王批评了。

他举荐的是大家的老熟人，赋闲了好几年的广西胖子岑春煊。

“大哥，你得给庆叔留点面子。”载沣如是回复道。潜台词是，岑胖子属于不稳定因素，可不能指望他指哪打哪。

既然袁、岑这一对冤家都被否了，那么只剩下端方本人跟时任湖广总督瑞瀓可供差遣了。

比起以往劣迹斑斑，跟袁世凯不清不楚的端方，载沣自然是更倾向于瑞瀓。

但问题是，瑞瀓自己也是个胆小鬼加病秧子，载沣又担心他连病带吓死在去四川的路上，于是权衡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端方，催促他赶快动身去四川平事。

端方这个气啊。为了复出，他可是花了一大笔钱（据民立报说，大约花费数十万），本来当个督办铁路大臣就已经大失所望了，还要派他去四川给赵尔丰擦屁股，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赖在武昌不走了，上书开始强调客观。

“我不行啊，无权无兵，指挥不了军队，也弹压不住地方。”

他建议派一个威名素著的疆臣带着全套班子去川中接管总督事务，因为他自己手中无钱无兵，就算去了也是白给。并且现在四川的情况，摆明了是赵尔丰不配合，他一个总督都不管，外人去了更没用。

他最后补充道：如果一定要让他去，那么就请朝廷跟瑞瀓那边沟通好，给他一部分湖北新军，让他带去枪入川平息事态。

对于端方磨磨蹭蹭、不断提条件的态度，载沣这次动了怒。

不就是把铁路收归国有嘛？这么点屁事为什么这么难办？王人文、赵尔丰、端方，这些人没一个是公忠体国的，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和疲惫感困扰着这位年轻的最高统治者。

他自上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日勤勤恳恳，不得一分钟安闲。

他要摆平朝廷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各个山头都得哄着，谁都不能得罪。

回家之后，还要面对母亲和两个弟弟与自己老婆的勾心斗角。

头上还有个时不时刷刷存在感的太后。

他甚至连小德张都得让三分，就怕这个宦竖在太后跟前说点有的没的。

这次最让他光火的是，成都居然有人搭灵棚、供牌位，拿着他那个死鬼哥哥先帝爷来压他。

载沣心想，我这辈子就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好哥哥身上了。

所以这次，他做出了几乎是整个人生中唯一一次专断的决定——也是决定历史走向一次决定。

朝廷绝不跟四川士绅妥协，绝不。

于是他一面严令赵尔丰弹压四川民情，一面把踟蹰不前的端方骂了个狗血淋头。

“倘或养痈遗患，定治该督以应得之罪！”

辛亥年七月十日，赵尔丰收到朝廷谕令。他看着谕令上冷冰冰的文字，心里一片冰凉。

从他到成都至今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寄希望于能跟朝廷要来一个权宜之计，先把四川的民情稳住再说。

他不理解的是，一贯被认为是好好先生、识大体顾大局的摄政王，为何这次这么较真儿。

他也清楚，即使用权宜之计把这次糊弄过去，用不了多久，四川肯定还会出更大的乱子，但乱子归乱子，只要炸弹不炸在他手里，就算成功。

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前面把川民胃口吊起来的是他的恩主锡良大人和二哥赵尔巽，作为下属、弟弟，他为恩主和兄长擦屁股，责无旁贷。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他必须采取动作。

于是在宣统三年的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他谎称要给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来看邮传部的电报，把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召至总督衙门，然后大门一关，将这些人监禁起来。

这个自作聪明的行为立马招致了成都市民的激烈反弹，大批市民走上街头，把总督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总督立刻放人。

赵尔丰的屠户名号不是白叫的，在和抗议民众的对峙中，成都的军警开枪，当场打死三十二人，伤者无算。是为“成都血案”。

一贯懦弱妥协的摄政王，下了最强硬的命令，而力主采取怀柔政策的屠户，最终还是上了屠户的手段。历史的波谲云诡正在于此。

成都血案标志着川事的和平解决已无可能。成都枪一响，给了四川革命党人极好的口实，本就准备停当的他们乘势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起义了。

成都血案是保路运动的分水岭，在它之前属于“运动”的范畴，而它之后的川中各地起义，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了。

川中形势的主导权，也从立宪派士绅手中转移到了同盟会革命党手中。

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声势浩大，各地民团、哥老会和同盟会员一起攻打州县，并组织军力围攻成都。

赵尔丰此时名义上统有全川的三万多巡防营，但拜光绪末到宣统朝一直以来对督抚军权的削弱所赐，这些巡防营也被打散分布在全川各州县，成都周边能够调用的军力不足两万人，而保路同志军的人数呢？

保守估计有二十万上下。

虽然这些人良莠不齐，战力不高，但胜在人多势众。

赵尔丰手下这些人，在成都笼城自保问题不大，但你让他去平乱，只能说另请高明吧我实在也不是谦虚。

四川的形势瞬间就此急转直下，各地烽烟四起。打着保路同志军旗号的队伍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清政府了。

最终就是在1911年的9月25日（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初四），四川荣县宣告：脱清独立。

这个日子值得铭记。

这是辛亥年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地区——虽然只是一座县城，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基本上都遵循了荣县的路径。

荣县离成都，只有不到三百里。

此时的赵尔丰左支右绌，政令不出成都城。原本在川边杀伐果断威风凛凛的赵大人，只能躲在成都勉强支持。

离那个让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大限之日，还有十五天。

但紫禁城的载沣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四川革命爆发后，载沣免了赵尔丰的川督职位，仅保留川滇边务大臣，让他速行平叛、戴罪立功。到了这时候，四川方面保不保路已经没人讲了，甚至当初带头的咨议局说什么都没人听了，同盟会、保路同志军掀桌子之后，现在大家是一门心思要反他娘的。

同时载沣并没有忘了仍在武昌讨价还价的端方，让他赶快带着鄂军入川平息事态。武装暴动闹起来之前端方都不敢去，现在已经正式掀桌了，他就更不愿意动身了。

这是盛宣怀和载泽就有些坐不住了，于是再次向载沣举荐了岑春煊。载沣起初仍是犹疑不定，不过马上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了救自己弟弟于水火，也上书举荐了锡良和岑春煊。

或许是赵尔巽的举荐最终促使载沣下定决心，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端方赵尔丰二人的无能忍无可忍，他这次没再顾忌庆叔的面子，终于同意让岑春煊入川协助办理剿抚，而让端方仍然去负责铁路交涉之差。

消息传来，端方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回复内阁：

“岑春煊养病闲居，曾未闻路事，川人慑其威信，必能立戢嚣张。端方奉命督办路事，持循国有政策，本非川人之所欢迎，若衔命前往，在端方以宣布德意为宗旨，而川人终莫释反对国有之梗顽。”

大意是，岑春煊跟路事无关，又旧有威信，比我端方更适合去四川平事，哈哈哈哈。

但让岑春煊顶着空头衔不明不白地去四川显然不合适，于是载泽和盛宣怀进一步去载沣那里为他请来了钦差大臣的头衔，并对载沣说，岑西林已经即日从上海启程，坐小火轮逆流而上直奔四川而去。

载沣自然是大喜过望，于是承诺：只要岑春煊一进四川，立马给他授四川总督！

但事实上，不知是泽、盛二人的消息渠道有问题还是两人压根就是在给载沣打马虎眼，岑春煊此时在上海压根没有行动，原因是：“旧时文武员弁，俱已星散，一时不能召集”，他光杆司令一个，于事无补。当然了，所谓人员不齐不过是借口而已，岑春煊也是在观望。

很快载沣也收到了确切消息，他转而又催促端方赶快督鄂军入川，并且就岑、端二人的职责做出了如下划分：

岑春煊一入川境，四川的巡防、新军以及各省入川的援军，都归其调遣——言外之意，仍然是要将川督授予他。

端方的职责一如从前安排，让他带着湖北新军入川，湖北新军由他节制，在岑春煊到达之前先行平乱。

这个命令让端方紧张起来，因为他迁延不前、瞻前顾后，所以之前本来大有希望的川督让岑胖子后来居上，现在他只能作为运兵大队长为他人做嫁了。

岂有此理，我端老四花了那么多的银子谋复出，结果你让我无私奉献？

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

端方一改之前推三阻四的态度，马上跟瑞瀓办清了人马交接，带了第八镇的第十六协下的三十一标（团）以及三十二标下的第一营，总计约两千人马，溯江而上，直奔四川！

我端老四等了三年，就是在等这个机会，不是要证明我比岑胖子强，我只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